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虽然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但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远的将来做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并实现“强国富民”，即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与世界经济互惠共荣的“强国富民”探索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相应学术中心的转移，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中心会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所，而且新兴经济中心的本土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逐渐上升。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世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式微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就是国际专家学者关注的宏大历史叙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学习借鉴国际理论和经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探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即先农村后城市的分步推进、先“特区”试点示范后逐步复制推广，以及价格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体制等改革政策实践，逐步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高资源市场化配置比重和效率，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经济成本，实现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外通过“增量式”市场体系构建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极大激发了经济要素的创新创造活力，使经济的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这些改革发展举措都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
与此相伴，中国对外开放事业也通过采取区域性“优先发展”和产业领域的渐次开放策略，不断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等的比较优势和有关区域的区位优势，并逐步实现市场空间和产业领域在时序上的渐次开放，采取优势资源优先聚集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策略，逐步演进到均衡发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市场空间。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构成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探讨也必将日趋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特定的发展阶段，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推进经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步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累积、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撑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和基于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日益增强，以要素市场化和投入量增加为标志的要素驱动型改革发展难以为继，因而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新阶段。
当前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我国面对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情况、新常态，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并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引领我国“十三五”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国改革发展理论和政策实践既具有世界意义，也立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并与时俱进、动态创新发展。例如，为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曾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基于经济空间优化和人口空间分布调整、体现生态（环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了国际借鉴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引发的后发优势，和消化引进吸收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理论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逐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前景”创想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引领的新阶段。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引发的深度经济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中国经济运行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相应调整发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鉴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案例资源趋于枯竭，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自身亟需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政策实践的示范意义和“溢出”效应扩大，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智慧，希望从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中获益。
可以说，世界经济已步入需要中国引领的新一轮“再全球化”新阶段，中国的理论创新既充满希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冷战结束后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西方模式“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曾预言的“文明冲突论”，到国际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基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理论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再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互鉴论”，进而提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无疑是中国智慧对人类发展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大调整、历史性大变革。面对世界经济的新挑战和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新要求，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应对长期依赖凯恩斯学派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借鉴西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等供给学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观微观相结合中国特色结构性“供给侧”经济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供给模式，谋求改革和创新红利，主要包括：通过差异化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和优化升级，改革商事制度，复制推广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拓市场空间，重塑市场经济生态。当前的关键还在于打造与趋于强化的约束条件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使市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这些政策措施必将推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创新的局面已经展露曙光，文化创意、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业态也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
着眼于富余产能国际转移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也已初见成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和核能已经走出国门，不断落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合作中也要着重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国内发展中需要坚持，在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更应反映在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中。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国内不同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脉历史渊源，促进国内外统筹协调发展，按照生态经济模式，循环节约利用国内外资源，参照我国农（牧渔）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伙伴国家健康永续发展，同时注重将产能转移合作与开拓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空间相结合，而不能只是将传统富余产能简单转移，而且还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善于发现并吸取他人优点，促进和谐协调、共荣互惠发展，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
寻求经济学研究突破的“理论创新”尝试
在经济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甘落后，呈现积极创新的昂扬面貌。如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演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着眼金融行业发展新趋势曾提出“大金融”学说，等等。笔者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认为值得关注和持续研究、初步设想包括下述创新要点在内的“新宏观经济论”学术命题，供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一是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GDP”概念。在经济学界通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础上，以中国新近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引领新一轮“再全球化”为宗旨，迎接“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倡导“新GDP”发展概念框架，即“全球发展推动”（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将五大发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经济核算体系之中。
二是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模式。当前中国政府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推行政府与市场协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概念。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界关注的更加宏观的经济模式框架诉求出发，将PPP概念扩展到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门）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门的市场，包含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比单纯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含义更为贴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换 Partnership，将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思维，进而拓展到涵盖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机构等。从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三是适应新型产业形态的“新金融”理论。我国分业经营和监管的金融体系面临混业跨界经营和联合监管的新挑战，各种改革方案也在酝酿探讨之中。与此同时，作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工具的财政和金融交互作用值得更多关注和研讨。在“互联网+”等新型产业形态下，金融元素与其他产业广泛融合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的良性互动也是时代的新要求，突破消费与投资界限的数字货币等新金融值得关注。在国际金融大调整中，亟需协调国内外金融货币政策，尤其是当前结合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动，应促进人民币“内贬外升”，既有效化解国内通货紧缩趋势、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要未雨绸缪、积极谋划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效应对“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困境，并前瞻探讨人民币如愿成为国际货币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避免当前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所面临的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效应，至少追求形成无损国际伙伴帕累托改进效果，着力推进我国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科研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