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整体疲弱，并非而且不可能是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的结果，更直接的原因是当前经济政策与治理氛围，导致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信心不足。具体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明显，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增长下滑，民营企业出现倒闭潮，外企与民企外迁势头扩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风险加剧，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失业的压力加大，商业银行坏账上升，进而使得生产效率、投资收益及收入增速的预期都在下滑。

　　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反弹，主要是靠国有资本驱动的“铁公基”式的基建投资大跃进与一系列楼市刺激政策带来的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暴涨，没有能对症下药解决经济主体信心不足问题。虽然国有背景的投资由于贷款可得性而在中央三令五申去过剩产能、去库存的任务要求下仍能出现爆发式增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却比2008年的“四万亿”差很多，反而伴随着 “国进民退”与民间投资滑坡。加之当前全球经济疲软，以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等事件所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

　　展望2016年下半年，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压力重重。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在经济发展机制没有理顺、市场化经济发展动力受桎梏的背景下，内部经济结构的扭曲、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内外金融风险的发酵，使得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仍在加剧，难以形成稳定的复苏基础。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的三重判断

　　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新常态，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大幅度下降了，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事实是这样吗？尽管潜在增长率无法严格确定，但可从三个方面判断它并没有大幅度下滑：

　　其一，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像任何国家的经济一样，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短短几年内就下滑到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约3个百分点。

　　其二，中国经济由于政府行政垄断、主导经济以及国企做大等现象，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各类资源配置扭曲度上扬，使得其配置效率持续下滑，在原有低效率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民间投资、消费双双下滑，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改善，怎么可能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更为接近呢？

　　其三，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潜力。如果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是关键，会产生意外的显著效果。以下三个例子可作为佐证。

　　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相信这能实现，其基本判断就是怎么可能在短短20年间将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从4%一下子提高到7%左右呢？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仅实现而且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任务。

　　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也面临极大的困境，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又给中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而这又是靠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要通过真正制度性、市场化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信心肯定会为之一振，经济持续下滑的劣势就会逆转。

　　三是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许多人反对，甚至动辄以卖国贼扣帽子，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农业和民族工业，如汽车、纺织、医药等行业都会受到毁灭性影响，这些是没有内在逻辑的说法，其结果正好相反，它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10多年。

　　2015年7月，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Anton Cheremukhin、Mikhail Golosov、Sergei Guriev、Aleh Tsyvinski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中通过模型的量化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他们以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对中国1953-2012年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并对2012-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预测，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了预测比较，其结论就是，改革与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年增长率相差近三个百分点。中国突破经济增长困境有赖于进一步的改革。

　　所以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还是从历史视角的分析，或是量化的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的结论。因此，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一定是不正常的，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出了问题。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到位，现代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进，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希望逼近潜在增长率而不是拉大负向缺口，并且中国未来5年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应该是7%以上，不会显著大幅下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差距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变得如此之大？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短期内的具体举措出现偏差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决议精神的执行力上和应对经济下滑的具体举措方面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许多领域的改革推而不动、停歇不前，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现象严重，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的“激励不相容”。改革和发展以及稳增长在打架，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出现了偏差，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出现了问题，没有解决好两者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当前中国很多不作为与反向作为现象的同时存在，与对“谁去做”和“怎么做”没有明确有很大关系，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解、误会有很大关系。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调，并指出其目标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界定为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样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调及其实现目标是非常精准和正确的。

　　然而，要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首先需要弄清楚哪些部门最严重。不难发现，库存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高杠杆和高成本的地方也是国有企业。短板最严重的地方，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以及民营经济没有平等对待的地方。如不弄清楚原因，不对高库存、过剩产能、高杠杆、高成本和短板背后的制度问题进行改革（如不打破行政垄断，不简政放权，不放松管制，不约束货币发行，不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不让民营经济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维护公平、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又怎能从根源上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问题呢？即使短期解决了，也还会死灰复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长期还会反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动力

　　中国经济中短期内要恢复较高增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仍然起到关键作用。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与结构性改革相挂钩、相融合、相促进，其增长效应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并且从实际效果看正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当然，如果一定要以短期稳增长为前提来考虑宏观政策应对选项，笔者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且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当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是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度刺激和引导，控制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具体可实施更加积极的结构性减税、减费政策，对冲人口、土地成本刚性上涨对企业的负面冲击，同时加大对民生公共领域的投资并推广PPP模式，其代价是需要适度增加财政赤字。同时，由于当前物价水平相对比较稳定，还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间来进一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且其对投资促进的政策效果要比简单的降息好，但要注意有效、定向降准，以防止普降可能带来的金融资源错配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经济要想实现较高增长率的长期可持续性，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补上良性制度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应该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及改革落地的执行力问题。首先要解决好效率驱动的问题，改革影响市场效率的不合理制度环境和监管架构，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以此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使之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同时，不应人为地将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对立起来，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拆分开来，将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割裂开来，那样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识消解、动力耗散。中国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提振民间信心是关键，以此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端也是关键。建立有效市场、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才是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治标和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