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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走向分歧前所未有 看高层智囊们怎么说
来源: 观察者网 日期: 2016年06月08日

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因为4万亿的教训就在眼前,继续靠投资拉动会造成债务过量累积,以及大量产能过剩(刚刚闭幕的中美战略对话会议上,中国产能过剩竟成了国际问题)。

这种看法还认为,中国目前碰到的经济下行,正表明,需求侧三驾马车已经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因而,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倚重供给侧,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以上,降至今年一季度的6.7%,逼近2020两个翻番目标年增长6.5%底线,而流行的观点认为,这种经济下行是必然的,乐见其成的。

观察者网发现,有一批学者,他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与流行的声音有所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很有名望的著名经济学家,观察者网日前采访了这一批学者。采访录音整理达8万余字,去粗求精,形成本文。

这些经济学家与流行观点的分歧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如何认识产能过剩,2004年就提出并证明提法有误的产能过剩(当时也叫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至今究竟有多严重? 如果存在产能过剩,除了关停并转,还有没有更好得能促进经济走出恶性循环的办法?怎么看待我们债务问题?

这些分歧还包括,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问题究竟出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或者如陈平老师所言,是金融中介的心肌梗塞?供给侧需求侧二者同步推进,轻重缓急如何选择?

以及当前如何认识我们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否要考虑政策冲击、思想界的认识误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等等。

我们采访的这批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比较严峻,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处在潜在增长率以下,而且从近期的一系列数据看,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通缩——企业投资意愿低,这样的坏循环恐已形成。

因此,他们主张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宜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非当下的收缩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引导中国经济走出恶性循环,顺便消灭产能过剩,并化解债务。

而且,他们的观点又有了新的支持者。

5月底,IMF三位经济学家发布论文,罕见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药方给某些国家所带来的危害。文章说,该政策并没有让拉美、东欧、欧洲个别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反而促使其经济陷入停滞。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药方之一就是,弱化国家的作用,通过私有化、限制各国政府动用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实现经济增长。在经济陷入困局的时候,往往敦促其推行结构性改革,并促使政府削减赤字采取紧缩性政策。

在中央高层多次倡导稳定预期,倡导“对学术上、专业性的不同意见,要允许各抒己见,鼓励从专业层面展开讨论,真理越辩越明”的背景下。观察者网期望通过经济学家们的讨论,推动学界消除分歧,在这些重要的领域尽快达成共识,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前行。

从左至右:林毅夫、朱天、余永定、张军、姚洋、屈宏斌、金煜、陈平、斯蒂格利茨

一、如何认识产能过剩?究竟有多严重?

张军:对一个高增长的经济增长而言,试图度量和控制其产能的想法是危险的

一个长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导致产能积压以及债务积累。

但其实这个看法往往是在宏观调控之后才有意义。我们不可能度量我们需要多少产能,也不可能控制我们所需要的最低产能。这些都做不到。

对高增长经济体而言,产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我认为试图去度量一个高增长经济体的产能是否过剩,并且想控制这个产能保持某种均衡状态,是比较危险的想法。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客观的说,我想它的投资和增长过程是有大量没有效率的部分,因为分权体制之下政府间存在竞争,有了政府间的竞争就会有浪费,就难免出现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的现象。但竞争也促进了收入的较快增长。

但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把产能过剩作为核心而对宏观政策冲击避而不谈。

30年来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影响了我们太多的思维。上一轮经济减速时,我们举国上下也在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天天讲,人人讲。1999年北大CCER出版的一本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文集,只要看看目录就能发现与今天讨论的问题多么相似,时间改一下,读者可能会以为是在讨论今天的问题。

回到1992-1993年也是这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地方上的投资扩张得很快,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治理恶性通胀,实行严厉的信贷和宏观调控政策,投资需求开始收缩,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问题的讨论也是当时最热的话题。

我们不能独立地谈产能过剩,也不能把产能的积压单纯看成供给侧的问题。离开了需求侧和宏观调控的冲击,独立地谈产能过剩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关于产能过剩的看法要改变。

由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宏观调控,当前短期内总需求收缩的很厉害,很多企业的名义投资需求都大幅下降了,一些行业的产能必然出现积压。所以我也不支持政府靠压缩需求的办法去产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可以从增加投资需求的角度去产能。其实1999年那一次摆脱下行压力最终就是这个思路,不是去控制需求,而是扩大需求。

陈平:中国产能过剩状况比美国要轻

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把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归于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灵药。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作为市场经济标杆的美国,产能过剩的现象比中国突出,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历史峰值在1974年7月,谷底在1982年10月。利用率的均值为80%,平均周期7.3年。

金融危机后的8年里,美国钢铁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一直在均值水平之下。2009年4 月的低谷跌到42%,2014 年10月金融危机复苏后的高峰也只有79% ,仅接近历史平均水平。汽车设备利用率的谷底低到36%。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状况,比美国要轻。较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例如2015年,水泥、粗钢、平板玻璃、电解铝和造船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7%、67%、68%、78%、60%左右,比美国低谷的40%的利用率高得多。高速发展的中国,应对产能过剩的空间自然比美国大。

在工业化的巨大产业链和后工业化的网络经济,需求和供给的对接要通过营销网络和金融中介,产业链越长,经济规模越大,价格波动的幅度就大到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调节的周期可能长达几年(美国的典型经济周期为4-5 年),以至几十年(大萧条持续10年以上,直到二战爆发,日本金融泡沫破裂后的衰退,已持续近三十年)。

过剩产能的产生,主要不是供给侧的问题,它和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关。因为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超真实供求的变动。

余永定: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原因之一是房地产调控

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则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面对急剧飙升的房价,2010年4月国务院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2010年初的近40%降到2015年底的1%。

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201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逐步下跌,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2015年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高达14.2%,加上与房地产相关产业,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二、如何去产能?

余永定: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经济的持续减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 一种做法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

•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增长恢复,也难以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也可以把两者相结合,走中间路线。

我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增速,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物价,稳定产出。相反,在“产能过剩——通货收缩”和“债务——通货收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下降。

• 为了减少过剩产能,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尽管中国政府声明,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从统计数字来看,政府最近几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 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对中国经济来说不一定是好消息,这种回升恐怕也难以持久。与此相对比,如果中国政府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提高现实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为潜在经济增速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

张军:提高名义投资需求来去产能,中国可以避免陷入恶性循环

最近有一本书叫《债务与魔鬼》,作者是英国金融稳定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他认为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名义投资需求太弱了。所以,现在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名义投资需求。我深表赞同。

我们提高名义需求的机会高于发达国家。

基础设施不仅仅指桥梁铁路等,服务业也有很多需要靠投资来更新的基础设施;还有乡村,我们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需要改善的基础设施,我个人看是环保方面的。这方面有太多的投资需求。

另外,讲到基础设施,我最近看航空杂志里有一篇关于通用航空和通用机场发展前景的文章。里面谈到美国的机场除了有550多个商业机场,还有大量的通用机场,比如物流、军事、民用使用的机场,包括农民撒个农药,私人老板直升机出行等。美国仅在美国机场协会登记的机场就将近3000个,中国才两三百个。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短板多得是。

再比如,服务行业我们也有大量基础设施都需要更新,大家抱怨最多的教育医疗都是投资不足的领域。好的三甲级医院,经常就像个大卖场,排队排得很长。还有一些好的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因为投资不足,硬件落后,规模无法扩大,长期满足不了需求。

我们在太多的领域,基础设施缺少升级换代。高铁是一个进步,买票网上手机上都可以买了,不像以前天不亮就要去排队。

如果不从提升总需求方面入手,只是靠中长期结构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存在巨大风险,一旦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要摆脱是很困难的。

朱天:要建立产能调整的长期机制

要知道,产能过剩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而是经济下行的结果!经济下行的时候,出现产能过剩再正常不过,经济上行、需求增加后产能过剩自然下降。如果将去产能本身作为一个政策而不是市场调整的结果,那就一定是行政干预,效率很低,而且烦不胜烦。

既然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就应该着眼于长远的解决方案,从法律层面把企业破产机制、借债还债的机制做好,这样才会一劳永逸。

三、继续搞投资拉动债务上升怎么办?

朱天:工业企业负债率其实在下降

很多人说中国债务问题严重,杠杆率高,是按企业部门+家庭部门+政府部门的全部负债除上GDP这个比例来看的。这个比例的确在上升,横向比也偏高。

但是负债与GDP之比并不是衡量负债水平的最好的指标,而应该是用负债与资产的比例。

之所以大家喜欢用GDP去比,大概是因为家庭和政府部门的资产总额没有现成的数据。但无论按哪一个指标,我们的家庭负债都还比较低,政府负债有所上升,但横向比也不算高。

三个部门的负债,最严重的是企业的负债。但企业杠杆率的高低,还是要看资产负债比,而不是看GDP负债比。

全部工业企业的负债率这两年都在下降

资产和负债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资产多、负债高是正常的现象。企业的还债能力与GDP没有关系,而是与其资产水平相关。

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自1999年以来总体上看还有所下降。只有国企资产负债率与几年前比有所上升,因为很多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但即使国企,资产负债率这两年也有所下降,低于历史最高水平(见上图。统计局没有公布服务业的资产负债比,因为服务业固定资产少,抵押贷款的能力差,所以杠杆率不会太高。)

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率也高,所以资产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幅度。资产是存量,GDP是流量。资产是财富,GDP是收入。所以即使企业负债除以资产的比例在下降,除以GDP的比例还是可能上升,这是很正常的事。

姚洋:中国债务率高的说法似是而非

说中国债务率高,债务占GDP200%多,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杠杆率的一个衡量指标是M2/GDP,中国的这一数额比较大,被很多人当作货币超发的重要标志,观察者网注。)

首先我们是银行主导的国家,债务率本来就高,不是靠直接融资;

其次,粗略算一下,130万亿的M2至少三分之一是因为外汇储备造成的。我们的外汇储备最高峰将近4万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26万亿,这是基础货币,还要乘以3-4的货币乘数,算下来差不多反映在M2里的达到60万亿以上。

外汇储备之所以规模很大,就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形成资本输出。这不能说我们的货币放的太多了,因为这么多基础货币不得不放。

M2增加有个收入分配效应。如果分配是完全平均的,货币增加有什么关系呢。比如同样是房子都涨20%等于没涨。

当然,可能不一定完全平均,比如会集中流到某一些人手里,这样才会对经济社会有些影响。当然还有泡沫问题,引起资产价格上涨等等。

但是,在高储蓄的情况下,老百姓消费少,企业又不投资,只有政府通过发债,把老百姓手里不断贬值的钱变成实际的资产。现在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没效率,通过政府发债来筹措资金,政府加杠杆是不增加M2的,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现在部分城市房地产库存压力大,政府也可以出钱补贴购房者,促进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房地产一旦有了复苏的迹象,钢铁价格就开始涨,下一步就会带动水泥等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经济复苏非常好的信号。

我们要明白,整个经济的杠杆率高,最后的后果在哪里,如何防范。不能一味反对加杠杆,不能为了降整个社会的杠杆,而每个部门都在降杠杆,这样会造成经济衰退。

如果真像一些学者说的中国存在债务危机,最可能发生在国企部门,因为国企负债率越来越高,而利润率越来越低。这又涉及到国企改革的问题,我们的国企改革也推进的比较慢。

余永定:降低债务/GDP比例,根本出路在提高经济增速

除了认真贯彻结构改革的行动计划的同时,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消灭过剩产能,稳定经济增长外,如何除理债务问题,特别是企业债务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

中国由于其体制特征,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只要不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和外流,银行挤提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极低。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不良债权上升,银行惜贷、企业惜借,使通货收缩进一步加剧,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

企业去杠杆化应该逐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银行贷款也不应该轻易划入不良。企业部门去杠杆对经济产生的下行压力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加以抵消。在产能过剩、通货收缩条件下,降低债务对GDP比例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经济增速。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提高经济增速的最有效、且同结构改革并行不悖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应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财政开支。

中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我们不仅可以在不进一步提高企业杠杆率的情况下,解决企业资金问题,同时推动中国的国债市场发展。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张军:当前,经济增长比去杠杆更重要

余永定讲的我是认可的,如果不重视保增长,很可能这样下去,中国的发展机会就丧失掉了,本来我们再有十年7-8%的增长都没有问题,现在陷入恶性循环,要知道,中国经济目前的局面,大家都不看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所以,我还是那个看法,当前稳增长比去产能和去杠杆更重要。我去年10月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了英文文章,表达了我对维持名义需求的重要性的看法。我其中有这一段话:

“因此,中国当前的紧缩应该驱使决策者追求货币宽松,将实际利率削减到显著更低的水平,甚至零。这一措施——中国有充足的空间这样做——不但能够减低现有的债务负担;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让债务在经济加速时得以展延。

事实上,由于中国与比如欧洲不同,大部分银行贷款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实体资产中,因此刺激需求比去杠杆化更好。关键在于将实际利率下调到足够低的程度,以减少高杠杆的金融风险,并让地方政府债务得以重组。降低借贷成本还能刺激中国的资本市场,它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角色至关重要。

当然,中国需要继续进行债务减记和互换,也必须维持渐进的结构改革。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过高实际利率所造成的损害。货币宽松是阻止增长进一步放缓的关键,因此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保持全球复苏动力的关键。”

实际上,经济下行的时候,去杠杆和去产能的最智慧的做法是维持名义总需求而不是收缩它。

四、需求侧供给侧,轻重缓急如何把握?

朱天:供给侧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大家常常说的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其实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它们只是在给定已有的供给能力下影响当期的经济增长率。供给侧也有三驾马车,那就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长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供给侧的三驾马车,而不包括消费和出口。所以说,转型到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错误的说法。

但是,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几乎都是需求侧的问题,而不是供给侧的问题,所以短期经济下滑,通常是投资和出口的下滑造成的,消费一般也会下滑,但幅度一般要小一些。所以,要解决短期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就是要从需求端着手。

其中,投资尤其有特殊性,它既是供给侧也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之一,有效的投资增长不仅有利于短期经济复苏,也会为长期增长打下基础。

目前我们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中,去杠杆、去库存和去产能其实都是短期政策,降成本、补短板才是与长期增长相关的政策。不过这五项任务更像是希望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实现这些结果的手段。

林毅夫:部分供给侧改革措施会抑制需求推出要审时度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一定要了解。

所以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对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进行梳理分清轻重缓急。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改革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要审时度势。

我们现在讲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有很多税收过高的地方,要降低关税;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这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我们现在推行的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我们还是要有产业政策的,这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冲击,或者是周期性下滑的时候,政府同样应该做些积极的稳增长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挖个洞,补个洞,我们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同时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姚洋:强调“三去” 中长期的供给侧改革反而被冲淡了

现在有一种倾向,老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

经济放缓有结构性因素就要结构性改革,短期内也必须去产能、去库存。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供给侧改革还要关注中长期,就是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那些改革全部落到实处。我觉得中长期改革现在反而强调少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那些改革,唯一推动比较快的是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做完了,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基本上解决了,整个VC、PE市场、信托都起来了,直接融资增长还是蛮快的,当然也出现了股灾那样的问题。

其他很多改革也被眼前的任务给冲淡了:比如户籍改革都交给地方做了,我觉得中央层面的1958年《户籍管理登记条例》得要改;土地改革推进缓慢;双创要落到实处,还需法律层面的完善。

即使短期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三去”(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还是要把需求管理做起来。因为“三去”都会压制总需求的,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需求端无外乎消费和投资,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整体发展水平离前沿国家还差的很远,我们国家内部——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差距也很远,城镇化率也比较低,还有很多潜力挖掘。

所以一股脑说投资就是个坏东西,不能走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是模棱两可的判断。我们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稳增长和“三去”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个人觉得相通的地方就是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发债把老百姓的储蓄拿来投资了,不会增加杠杆。去杠杆,可行的办法是给政府加杠杆,整个经济降低杠杆。如果想普遍给整个经济降杠杆,那会引起经济衰退。资金是经济的血液,没有血液经济就跑不动了。

政府加杠杆,筹到的钱去搞投资、去库存。比如楼市去库存,让地方政府放弃托底的幻想,让开发商降价,政府低价来买,并改建成廉租房或者公租房。这样既保增长又去库存,开发商和银行都解套了,杠杆也降了。这是一举多得的事。

我们有一个问题:政府的支出一直是顺周期的;这几年经济放缓了,我们的财政支出是收缩的。去年10月,中金公司有一个报告说,政府加上我们这些事业单位的存款猛增。报告说:

“到2015年10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达到2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增速比名义GDP增速高了8.7个百分点。根据2014年底的数据,这些存款中不到一半为社会保险基金和公积金,超过一半是各类机关的存款。”

这跟反腐有关系,但消费性支出在下降,这种情况下投资一定要上去,不然托不住经济增长。

有人会说这是饮鸩止渴。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既然经济景气下行,财政加力就是政府必须做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那么做;有些国家想政府财政加力,但做不了,因为它都没这个能力。

年初总理报告说,赤字率要提高,但事实上没有提高多少:营改增就减少了5000亿的税收,赤字率从2.5%提高到3%,总共增加6000亿的财政预算,减去营改增的税,其实只增加了1000亿。

财政加力,我们的政府债务肯定会增加,但是在可控之内。因为我们的政府负债都去搞建设去了,即使亏了也是在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其他国家负债都在社保、医疗、医保福利,这是刚性的,我们是没有刚性的,不想做了,就不做了,我们是有灵活度的。

斯蒂格利茨:谈供给侧改革不应忘记总需求

在中国最近几个月都在讨论到底是供给侧的改革还是需求侧的改革,这里我简单的谈几点。

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结构如果合理的话,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影响的。

第二,在没有充足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很多供给侧无效的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所得税,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促进就业,或者是希望企业能够增加投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19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

有很多供给侧的措施是可以产生作用的,比方说要投资于科技和人或者一些产业的发展,或者是金融市场的改革,鼓励金融机构发挥好中介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并鼓励企业股权投资,而不是从银行借债。

世界目前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市场已经失去了方向,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胜了务实主义,所以我们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二者之间有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衡,包括宜居城市的建设、教育、基础研究、经济结构调整等。

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余永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混乱解读会贻误改革蓝图的全面落实

经济学界和媒体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混乱解读,可能延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改革蓝图的全面落实,又会延误运用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客服通缩、稳定经济增长的战机。

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在讨论短期或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为了方便,经济学家则往往把相关问题分为两大类: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观需求管理(或调控)。凡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增长)问题就称之为结构问题。而为解决结构问题进行的改革则称之为结构改革。

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要解决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见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持续增长)下降问题;后者见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暂,主要解决当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从来就不是解决中长期问题的药方。

还需指出的是: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相辅相成,并不相互排斥。例如,为了增加消费需求,除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如减税,还需完善社保体系,后者正是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反之,在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决议的同时,并不妨碍必要时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

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在理论上无矛盾。但在实践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个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利弊取舍问题。如何取舍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我们希望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但消费增长速度过于缓慢,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提高投资增长速度。

中国的投资率本来就已经过高,进一步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会导致投资效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为了保住增长底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进一步增加投资。尽管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为了治理污染,我们可能不得不关闭一些企业。

经济学家有责任说明相关抉择的利弊。至于如何取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经济学家无法也不应置喙。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有全面的理解。第一,结构改革主要解决长期问题,但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问题。第二,“供给侧”非常重要,但不意味着“需求侧”不重要。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在执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时,应该防止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企业进行不当干预。

例如,“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本应该是在政府创造一定的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条件后,由企业和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供求自行完成的。而“结构改革”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法令和行政手段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只有避免机械地理解“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才能防止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层层分解下来的任务,越俎代庖,用行政命令手段解决本应由市场和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解决的问题。

屈宏斌:以日本为镜鉴:多管齐下,从供需两端着手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当前中国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要正视通缩风险,抵御错误思潮,分清主次矛盾。

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迅速下滑,从1990年的5.7% 降至1992年的0.8%。日本政府并未给与足够重视,在日本亟需总需求调节的时候,反对需求管理政策的思路,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的论调成为了主流观点,导致后来政策连连失误。

在资产价格暴跌,债务通缩风险初现时(90年代初),日本国内盛行“清算主义”思潮,即认为这是前期经济繁荣之后市场自我调节必然结果,宏观调控会妨碍市场出清过剩产能,不利经济复苏。

部分学者甚至从“道德”的高度,认为资产价格迅速下滑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Yukio Noguchi,1992)。随后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通胀指标已经明确指向通缩,但国内仍然认为其根源在于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后进口价格降低,前期泡沫时期银行坏账积累过多,监管约束过多,国企僵化。

再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如Nakatani等,认为人口老龄化、科技进展趋缓使得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经济放缓。

而在90年代后期,人们终于认识到经济确实有通缩。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如Krugman 和Bernanke等明确指出了日本经济亟需采取提振总需求的措施。

但日本媒体和部分经济学家却将总需求政策和日本历史上一些失败的促进通胀的措施联系起来,从而使周期调节政策被赋予了“制造超级通胀”,“阻碍改革进展”等负面形象, 被认为是无效且对经济有害的措施。

尤其当名义利率下降到零时,偏保守日本央行不愿意冒风险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手段,而财政部又每每受到“财政整顿是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等国内思潮的影响在扩张时犹豫不决反复无常,从而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加剧了市场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不信任。

综上所述,在通缩初现时,错误思潮使得结构性改革,如财政整顿(多为财政紧缩措施)、放松监管、加速私有化等成为当时政府工作的重心。逆周期调节措施的缺位,让日本错过抵御通缩的最佳时机。

而随后当政府开始采取货币、财政宽松措施,通缩已然根深蒂固,因此那些逆周期调节措施并没有立竿见影。这进而又促进了“逆周期调节无效”说在日本的盛行,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

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我国经济增速自三年前就开始明显放缓,而多个通胀指标亦齐步走低,企业产能利用低下。相对于人口老龄化等缓慢渐进的趋势来说,总需求的下降更加剧烈,这也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

通缩危险不容小觑,其不断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侵蚀利润,推高债务负担,打击市场信心,拖累需求恢复。在悲观预期下,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跌相互自我强化,或使经济面临陷入螺旋式下跌通道的风险。

诚然,在此前经济危机后的刺激政策下部分行业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但我们并不应该因为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拒绝为整体经济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让没有产能过剩的行业的资源闲置。

更何况,货币、财政宽松等拉动总需求恢复的政策,可以为供给侧去产能、去库存等改革提供必要的融资、财力支持。毕竟,去产能需要额外的投入来安置转岗工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刺激需求恢复后名义增长的回升也有助于帮助企业盈利恢复,进而降低债务负担。

因此, 当务之急在于多管齐下,从供给、需求侧同时着手,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方。

金熠:忽略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会陷入经济发展陷阱

结构调整必定导致资本调整成本,以及劳动力工作转换的摩擦性失业,这会导致两个问题。

第一、供给侧的结构性的调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效果的出现往往是长期的。

第二、从结构调整开始到改革效果出现之间会存在短时期内的经济下滑。

令经济学家忧虑的是:以上的两个问题的交错影响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形成经济发展的陷阱。

比如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时间,回报存在不确定性,重新组织企业生产成本巨大,如果经营者不愿意承担当前的回报下降,就没有动力推进结构调整,导致调整周期进一步加长,调整成本持续提高。

又比如对职工来说,选择新工作需要时间,但是如果经济下行,那么找到新工作的回报可能不比原来的有多大改善,所以职工就缺乏搜寻新工作的动力,也没有投资新技能的激励,出现职工坐等退休,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行为。

如果新产业得不到需要的劳动力,结构调整如何顺利的推进呢?

所以,需要给供给侧的结构性的调整提供激励。而这种激励往往在经济繁荣、稳定的时候更容易获得。

而当前的情况是,我们把短期宏观经济调控任务和长期结构性调整的任务,混淆在一起了,处理的方式有一边倒倾向,强调通过调结构和去杠杆这种长期的政策来消除经济下行压力,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了忽略短期任务的急迫性,比如经济的需求侧。

这是我们担心经济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区分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普遍性产能过剩的政策应对,结合中长期的供给侧的结构性的改革,和短期的需求侧的宏观管理。

另外,要区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成本承担差异:结构性改革是长期要处理的任务,如果短期内不把需求侧经济增长提升上来,就会形成发展陷阱,一旦陷进去就会造成很大的福利损失,这个损失可能要一代人承受。

所以,如果仅仅考虑未来人们的利益,不考虑现在人们的福利,事实上会造成政是很难推进行下去。这是我们关心需求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再次,现在的政策着重解决供给侧,好像我们的需求侧政策不需要改革。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怎么样一个框架下政策是最优的,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五: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点?

张军:讨论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不应忽略宏观调控政策的冲击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有中长期因素,但从2010年的之前的10%左右下滑到目前的6.7%,用长期因素解释不通。

现在官方接受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个判断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再推敲的。

在学界,不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到今天这个水平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本身就比较低了,可能也就6%,甚至更低。因此现在哪怕是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增长也不会反弹了。

我承认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还有分歧。但我个人认为,这几年的增长降速除了外部冲击之外,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持续收紧。过去30年一直如此,宏观政策冲击从来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剧烈波动的主因。

这一次,2011年开始实行的严厉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和投资实行的严格控制,已经导致了投资需求的持续收缩。这是讨论中国经济下滑时不能忽视的政策冲击。

余永定:增速放缓的关键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有效供给不足”和“结构性错配”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对此我不敢苟同。

事实上,产能过剩(即马克思说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即便所有产品都适销对路、不存在“结构性错配”,在市场经济中,周期性地出现产能过剩也是不可避免的。

林毅夫:最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影响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的内部问题导致的呢?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划来改革。

但是,我个人认为, 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当然,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也必须面对。

这个其实并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段,跟我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

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7.5%,2014年跌到了0.1%;同一时间段,中国是10.6%降到7.3%;俄国从4.5%降到0.6%;印度从10.3%降到7.3%,2014年印度的增长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也是7.3%。

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国企,跟我们的体制机制也很不同,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个时间区间,它们增速下滑的态势跟我们一样,而且跌得比我们还严重。那必然说明,下滑的是因为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引起的。

最能证明我观点的是其他的“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韩国、我们的台湾等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照理说,我们很多人所讲的国内的体制、机制问题、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是没有的,但他们同样遭遇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且下滑的速度远比我们大。

新加坡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是2.9%;我们的台湾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4年是3.2%;韩国2010年是6.5%,2014年是3.3%。与之相比,中国2010年是10.6%,2015年降至6.9%,这些国家都已经降至3%以下了。

这些国家是高收入、高表现,而且出口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同样面临经济下滑的问题。所以比较来看,他们的经济下滑必然也是共同的外部因素,或者周期性的因素导致的。

陈平:媒体经济学家和世行的误导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目前国内媒体对经济下行原因的分析,有两派观点。林毅夫认为是外因。如果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中国出台4 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这是有理由的。但是为何中国在危机期间的高增长突然刹车,却令人费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王建认为是内因,有大量的经济数据支持。

决策圈外只能观察政策后果而非初衷。我们发现:呼吁中国发展服务业,主张去重化工业的声音从2005年已经开始。2012年后中国经济放缓,受媒体经济学的影响很大。

另一个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用日韩高增长不可持续的前例,来暗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

接着房地产市场拆迁引发的征地矛盾、雾霾引起的环保运动、甚至高铁成功引发的债务风险和国进民退的质疑不绝于耳。国内市场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和金融业利润的高企,吸引不少企业家放弃实业,转向房地产或股市投机。

社会几个方面的力量,形成一股舆论潮流,即以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名义,批判大政府,批判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为先导,说服政府降低速度、降低投资、拉动消费、开放金融自由化,劳力密集型产业外移。

我认为这些错误思想的误导,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容忽视的原因,需要引起重视。

姚洋:7年经济周期今年是第四年比较艰难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首先是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和日本50-60年代一样。简单计算出口对GDP的贡献,危机之前应该是3-4%,光这一项我们的经济速度就可以跌到6%-7%之间。

因此我们这一轮经济增速下降非常快,一下子从9%以上下降到6%,日本1973-1993年下降到仅仅增长3.5%,整个调整开始非常激烈。

二,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国家的结构转型加速了,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此前的预计会持续到2020年,(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从工业增长拉动为主,到以服务业增长拉动为主)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拐点在2012年就出现了。

如果没有4万亿,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期,2008年可能就出现拐点了。这个因素的影响会不会持久,我很难判断,如果中国想再来一轮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有一定难度,因为当前的调整太剧烈。

三,是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本来就有7年的周期波动,1992-1997年高速震动,1998-2003年低速震动,2004-2012年高速振幅,2012年之后到现在经济减速, PPI连续下降51个月,调整非常剧烈。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一波下降期的中间期,2012年至今,如果7年是一个周期,那么我们现在是第四年了,比较艰难,今年要过苦日子。

六、中国经济L型未来究竟怎么走?

朱天:如果真是L型,很乐观,但从数据走势看,恐难达到

如果中国经济走势是L型,今后五年到十年都是6-7%,那这个判断其实是乐观的。

但关键是,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速是多少?无论从官方数字的投资、出口还是消费的增长率来看,都在下滑,尤其是投资和出口增幅下滑得很厉害。

消费增幅下降比较慢,社会零售总额从2011年的18%降到现在的10%左右。从2015年开始,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10%,是2000年以来最低的,不是低一点,而是低太多。

更令人担心的是,今年1-4月民间投资增幅只有5.2%。一年前民间投资增长还有12%,两年前是20%,2013年是24%。

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幅达到23.7%, 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以往,民间投资占总投资60%以上,在2015年之前,民间投资增长总是更快,但2015年开始倒过来了,增速急剧下降。(数据见下图)如果民间投资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 GDP增长不可能是L型,只可能往下走。

为什么民间投资下滑那么大,是什么原因需要认真调查研究,不可能是税负成本过高这样的结构性的原因,难道两年前的税负成本比现在低很多吗?

姚洋:L型的判断下结论可能太早

L型的意思是没尽头了,首先这个判断本身可能需要推敲。

增长率去年达到6.9%,今年一季度是6.7%;如果真是这么多,我们也不用担心。问题是从投资增速下滑来看,恐怕没有这么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的观点是2014年只有4%-5%,去年不会比2014年更好。

如果认识到周期性因素还很强烈的话,那L型的判断下结论太早了。

张军:只有收敛假说可以对长期趋势做出权威解释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时候维持名义总需求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能用提高需求的办法来对付去杠杆和去产能,中国经济是有可能重新回到“收敛”路径上去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条件收敛假说,没有人能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趋势给出权威的结论。

朱天:要想办法激发民间投资

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民间投资下滑太厉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起来有10%的增长,但是靠国企投资增长带动的。民间投资不足时,政府和国企增加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类投资的短期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关键要振奋民间投资的动力。要去找原因,为什么民间投资下滑得快?是利率问题、税负问题或者劳动成本问题,还是银行不作为(给国企贷得多,给民企贷得少),或者是地方政府不作为的问题?

可能都有点关系,但我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地方政府要去找原因,从各方面去督促配合,促进民间投资的回升。

张军:结构改革问题上已取得共识但处理宏观需求分歧还很大

尽管我们的长期性结构问题会使得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我还是相信,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在实际增长率之上而不是之下。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冲击导致的需求收缩。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不应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而是不应该刻意回避提升名义需求在当前阶段的重要性,要防止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中国经济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就像日本和韩国,政府致力于结构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我也一贯坚持。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足够的共识,但处理需求问题的分歧还挺大。

现在的问题是总需求持续萎缩,已经影响到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提醒我们此时必须要关注需求问题了,需要把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有机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

余永定:

长期看,中国经济仍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

目前关于L型增长的讨论存在混乱之处,需要厘清。

首先,L型中的横画代表什么,是代表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可能,会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中国经济目前运行在L型中的横画上还是竖画上?

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6.5%-7%之间。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为6.7%。这样,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中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致等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但另一方面,正如权威人士所正确指出的,中国目前的经济格局是“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显然,这又意味着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答案可能是:1. 低估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2.高估了实际增长速度;3.前两者兼而有之。

无论答案如何,无论原因如何,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速低于其潜在经济增速、产出缺口巨大。

因而,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L型中的横画,应该不是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在相当时期内处于这种状态,我们最终又可以依靠什么来摆脱这种“不景气”状态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应该是不肯定的。中国经济增速还在继续下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经济会稳定下来,即进入L型中的横画。经济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当产能过剩严重和企业(或居民)债务不下的时候,经济增长很难自动企稳。即便企稳,这种稳定状态可能意味着长期停滞。

结构改革可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是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远水不解近渴,短期问题只能用短期方法解决。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增加有效需求提高现实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扩大国债市场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一石三鸟,何乐不为?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但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正如权威人士所言,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事在人为,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正确分析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有一套全面、自洽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应该能够实现稳定,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虽然显著低于以往,但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国的百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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