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和“长期停滞论”进行“战斗”。经济减速、股价暴跌、债务膨胀等问题正在慢慢恶化。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很有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失去的10年”，或者变成雷曼危机后的美国。持此种观点的海外投资者较多。中国正在努力打消海外投资者的担忧声。

“现在中国出现的危机与2007～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惊人相似。共同点就是信用的膨胀”，4月20日美国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的上述言论在全球扩散。索罗斯1月曾放言“中国经济‘硬着陆’无法避免”，遭到了中国官媒的反驳。

4月15日中国央行发布了3月的金融统计数据。社会融资规模（企业和家庭从银行的贷款总额）仅在3月就增长了2.34万亿元。增幅达到上个月的3倍。这是中国政府为了支撑当前的经济形势，通过各种手段向经济注资的结果。受此带动，3月的经济指标出现提升，索罗斯认为这是“危险信号”。

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2000年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均伴随着债务的急剧扩大。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招致了经济的长期停滞。中国将怎么样呢？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为17.4423万亿美元。与2008年底的4.5682万亿美元相比，不到7年的时间债务膨胀已至4倍。在此期间的全球债务增加额中，中国约占90%。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战略投资顾问吉田剑悟认为，“目前中国的年收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而借款余额却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当年日本的经验来看，再过3年左右信用泡沫就将破裂”。

中国与日本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人口动态。美国富国银行3月发布了题为《中国面临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的报告。富国银行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Jay Bryson）分析称，在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95年触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2030年之后将急剧减少。杰伊·布莱森警告称，如果生产效率的提高无法弥补人口减少，中国将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但市场还是半信半疑。原因之一就是关键的债务问题仍未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对策。作为降低企业债务比例的手段，中国提出要活用债转股方式。澳大利亚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指出，如果运用不当“将招致借方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导致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继续存活，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

供给侧改革应从安倍经济学吸取教训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以及目前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西村友作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改革或许可以从日本经济发展中找到一些提示。在经济转向“新常态“的中国，“安倍经济学”这一日本经济政策的经验充满启示。

近年来，日本面临极低的经济增长，媒体上也经常看到“不景气”、“低迷”等词汇。观察2012年底安倍政权上台以后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仅为约0.9%。与此相对，据日本央行的估算，这一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0.1%左右。而且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5年的完全失业率仅为3.4%，劳动市场达到了完全就业。由此西村友作认为，日本经济绝不是“不景气”，而是实现了远远超出实力的增长率，处于“过热”状态。

导致这一过热的原因之一是日趋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上具有效果，事实上，借助2013年4月启动的“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推动了日元贬值和股价走高，带来了企业业绩的改善和工资上升。通过财政政策，创造了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这些政策归根到底只是“争取时间”的政策，无法长期持续。事实上，日本央行大量购买的日本国债已呈现出利率大幅下降（价格上升）的泡沫迹象。此外，2016年1月日本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剩下的政策空间正在缩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49%，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大幅超过居第二位的希腊的177%。 日本政府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已迫在眉睫。换言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长期上都是难以持续的，日本经济需要的政策是提升已降至接近于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那么，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何正在下降呢？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这3个要素，但在日本，“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已是负数。日本不应一味依赖在短期上加快开动经济发动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应消除金融和农业等各个部门仍存在的一系列难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以提高持续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20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6.9%，增长率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已成为过去。西村友作认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经济不景气所导致的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侧制约所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本身的下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到达峰值后转为减少，“劳动投入”对GDP的贡献度也随之转为负值。另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储蓄率将会出现下降，进而导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想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必要实施实现“技术进步”的供给侧改革。

现在中国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投资向消费转移。在中国国内，此前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动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意愿强烈的阶层正在迅速壮大。但是，消费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跟不上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的变化，部分消费流向海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的《政府活动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对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出现下降的中国来说，今后，推进促使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技术水平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改善供需错位、阻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日本经济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战略和结构性改革迟迟没有进展。西村友作认为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在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经济的同时，强力推行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等政策。